天津支边青年在敦煌——回忆

来源:本站原创  2016年01月15日  阅:  字体:

回忆

张钰昌

  我是天津市第六中学,1955年初中毕业的学生。在校期间,曾任六中团总支委员、团支部书记、学生会委员,是学校每年的“三好学生”。正当毕业之际,甘肃省酒泉地区通过天津市政府、团市委号召应届毕业生参加西北建设,当时自己满怀热爱祖国,一切听从党召唤的心情, 到艰苦的地方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,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克服了家庭、学校教师和同学的劝阻,主动报名参加了天津赴甘肃省酒泉地区干部工作队。记的是在55年的5月底正式填表并被录用,6月5日天津市政府、团市委等单位在天津中国大剧院召开了欢送大会。6月7日从天津东站乘专列出发,我们900多人,共分3个中队,我编在三中队,并被任命三中队副队长,该队的中队长是当时安西县委宣传部部长刘铭。

  1955年6月陇海铁路兰新段通车到武威县,在武威车站下车后,我们住在武威文庙的庙堂里,睡的地铺,住了两天后改乘敞蓬大卡车,每车共坐四排人,坐在自己的行李上,背靠背,面对面,  汽车每小时最快能走40公里,汽车还经常抛锚,就这样走走停停,摇摇晃晃经过张掖到了酒泉。在酒泉我们受到了地委、行署等单位的热烈欢迎和招待,参加联欢会,观看“七一”剧团、祁连剧团的专场演出等,最后在行署大院接受分配。本人分配到敦煌县,从酒泉又乘卡车,同样的办法,经过2天的颠簸,西出嘉峪关,经玉门县,晚上住安西县北大桥旅社,最后到达终点--我的第二故乡敦煌县。

  我们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,克服了远离家乡、远离亲人、同学、朋友的难过,经过了从大城市到边远地区的巨大变化的考验,仍以饱满的精神,一路上我们高唱“共青团员之歌”、“勘探队员之歌”激励自己向前辈人学习,不怕困苦,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献身。

  到敦煌后,我被分配到县政府计划统计科工作。该科是新组建的科室,当时只有1名工作人员叫杨中元,我们这些新分配在政府机关的男同学,都被派到农村去帮助工作。我分到三区五乡,即现在的七里镇邵家桥、铁家堡,第二天我们便背上行李,提上洗漱用具,步行到乡上报道。当时的乡党支部书记是谢克仁,乡长是王树勉,文书是赵宽,只有他们3个人,办公室地点在仙姑庙的小庙里,他们每天回家住,我就1个人住在小庙里。吃饭在邵家桥彭大爷家,白天到农民家或田地里走访,晚上组织农民学习,宣传推广七时步犁和有关农业合作社的宣传材料。大约有半月时间,因统计科杨中元同志工作调动,便调我回单位接任统计员工作,自己初来乍到,老杨说走就走,自己对此项业务既没有学过,也没有人带上干过,全凭自己看现有文件,学现有资料,刻苦自学,主动向其他科室的有学识、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求救,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够独立工作了,并得到了组织的认可。因此,在5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时,自己被定行政25级,月工资50.58元,当时定这一级别的天津同学只有3人,即是政府的我,县委的张淑珍,县社的包立盈,这无形中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和促进,更增强了要搞好工作的决心。

  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确实很差。下乡到农村,住的是没有窗户的土坯房,在农民家吃饭,农民做饭时烧的是牛粪、骆驼刺,根本没有煤,就连柴都很少,吃的是甜面条、风干馍、咸韭菜。即便是回到机关,住的条件也相当差,晚上点的煤油灯,冬天烧的柴炉子,因当时没有招待所,上边来客人,就得把办公室让出来给客人住。记得当时财政科有位同志在办公室的文化柜上(一个旧木柜)用粉笔写着“搬家X次,暂居”,借此发牢骚。我实在没处住了,只好住在县政府的“解放楼”上,那是谁都不愿意住的“寒窑”,因该楼地面是木板,冬天房子里不能生火,又是多年失修的旧房子,四面透风,晚上不敢脱衣服睡觉,只好穿着棉衣裤钻被窝。就在这种条件下,我们这些青年人还是白天全心全意地工作,休息时间生龙活虎地搞各种文体活动,搞比赛、搞晚会、节假日搞舞台表演,我们的行为,在当年的确对敦煌的现代文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  我的变化--由迷惑到消沉

  从我们参加工作后,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。什么“肃反”、“整风”、“反右”、亚游ag8官方网站|官网“大跃进”、“反右倾”、“四清”、“社教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等等。开始还是清醒的,积极的,但到了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反右倾”这3个运动时,可以说是把我弄糊涂了。我从小受家庭教育,以后在学校里受教育,受工作初期的统计工作纪律教育,都要求让我们做一个老老实实,诚诚恳恳的人,要实事求是,不能弄虚作假,要一是一、二是二,要诚实守信,要说真话,办实事,但当时都出现相反的情况。说真话的,能办实事的,往往是挨整的,挨批斗的,受处分的,甚至是被法办的,而口是心非,说假话,说谎话,弄虚作假,欺上瞒下的人,反而被重用,升迁。对这样的现实,我迷惑了,很不理解,十分痛苦,思想斗争激烈,成夜睡不着觉。从此,得了严重的失眠症,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。

  工作初期,为了能尽快地学到好本领,在科室只有我一个人的情况下,没有可求教的人,也没有机会接受培训。当年经济计划、统计系统每年都有到西安财经学院、兰州财校学习进修的指标,但领导总是以工作离不开,等下一次再让你去学习来安慰我,就连当时每个在职干部都需要轮流到酒泉地区干校学习,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让我去过,自己只好埋头自学,主动向县政府其他科室有知识、有能力的老同志求教。如财政科的张仲、豆xx、赵显庭,建设科的秦学仁,文教科的王振华等人,但也正是这些人,在反右倾时都受到了批判斗争,甚至法办,自己感到非常奇怪,自己迷惑了,由于平时和他们接触的多,批斗时自己又不会喊,因而在团支部会上批评我思想右倾。

  58年大跃进,我的本职工作是计划统计的,我下乡参加过小麦测产,搞过监打监收,粮食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是心中有数的,而各乡(当时是大队)统计表报上来的数字本来已脱离了实际,但领导说太保守,一再上调,每天加班加点,弄虚作假,关门编数字,弄的我昏头昏脑。58年我参加的河西地区召开的落实粮食方面的有关会议,会上地委书记安振作讲话,要各县为上级“分忧解愁”,粮食总产要再增加些。在分组会上讨论时我曾说“我们县上的粮食总产压力已经很大了,不能再上调了”。回来后,与我同去开会的闫xx在机关团支部会上便以这些批判我思想右倾,并做出了处理决定,自此,我沉默了。我觉得当时的“主流派”是丧失理智和良知,其后果将是对党和国家的信誉的降低,人民群众遭难,这种既害国家、又害人民的事,自己决不能干,但又没有勇气站出来斗争,只好采取了逃避的办法,决心不干了,特别是不当干部了,今后只当一名体力劳动者,当一名生产工人,那怕一天只生产一个螺丝钉,也会给社会增加一点财富,总比现在不分昼夜加班加点造假数字强。并下决心,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不让当干部,要让他们当工人,让他们做一个纯洁的人。自己的这种思想是不敢对其他人说的,当时除自己的妻子外,只和最要好的同学、朋友岳文训一人说过,害怕啊,这还了得。因此,自己采取了逃避的办法,但结果仍然是很惨痛的。

  1959年11月,我调离了计委,到企业做会计工作。从此之后,自己便以坚持学好业务,做好本职工作,其它方面装不懂,不去违背良知的事,不参加任何过激的活动,只做一名普普通通的人。因此,在以后的“四清”、“社教”、“文革”等运动中,再未受到过任何冲击,反而还有几次组织上和我谈话,让我参加“三结合”班子,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直到“四人帮”跨台,国家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后,才逐渐从迷茫中清醒过来,恢复原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,但已为时晚矣,青春已过,老了!

  我的工作经历

  1955年6月至1959年10月在县政府计划统计科(后改为计划委员会)担任主办员。

  1959年11月至1961年底在县造纸印刷厂任主管会计。

  1962年至1975年在县供应经理部任会计员。

  1975年6月至1978年在县饮食服务公司任主管会计。

  1978年底至1983年3月在敦煌冷库筹建处任主管会计。我们筹建处的同志们,克服各种困难,吃住在工地,硬是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,圆满完成了冷库的建设和试生产,我们的财务管理工作得到了省商业厅基建处的表彰。

  1983年3月调县商业局任财务股股长。1986年任命为副局长。1987年当选为商业局党委委员、商业局机关党支部书记,直到96年退休。

  1989年获财政部颁发的年会计工作贡献奖。

  1984年获酒泉地区商业处优秀会计工作奖。

  1993年获商业局党委和市委优秀党务工作者奖。

  我在敦煌的一家人

  妻子张桐华,是天津市女七中学生,55年和我一样被分配到敦煌的。开始在县政府秘书室(后改为办公室)工作,1956年县上成立广播站,被调到广播站当播音员兼搞中央台每天晚上发布的新闻记录工作。每天播音后再搞记录新闻工作,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,白天还要下乡搞栽广播线电杆,然后上杆架设广播线,一个女孩子,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危险,硬是象男人一样地干,为开创敦煌的新闻广播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  1960年从广播站调到县企事业单位,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生。进入80年代后,曾多次获得商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奖,优秀共产党员奖,并于1991年获得国家商业部颁发的先进会计工作者奖。

  我们夫妻对子女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,一定要他们诚实做人,认真做事,靠自身实力从业,不要图虚名。凡事要做到上对得起国家,对得起人民,对得起祖先,下对得起子孙后代。

  我们有二子二媳,一女一婿,一个孙子,一个孙女,一个外孙,全家内外共计11口人,全都在敦煌。

  长子张杰,敦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劳动3年 ,后在县招待所工作,于2003年病逝。媳妇殷玉环,他们是同学,经历相同,共生一个儿子,起名张文龙,现已24岁,在市国旅当导游。

  次子张震,敦中毕业后,当了两年兵,回来后正赶上敦煌电视台建台,经考试参加了敦煌电视台的建设工作,以后当上了摄像记者。媳妇杨连珠,在市质量局工作,女儿一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上学。

  女儿张瑛,现在市烟草局工作,女婿在敦煌市地税局工作,有一个儿子。

  儿女们都是在文革中上的学,就业后由于知识有限,为适应工作需要,都参加了再学习。通过自学考试,专业培训,现都已获得大专文凭,凭自己的能力,勤奋工作,都在为敦煌美好的明天做着自己的贡献。

  我们可以无愧地说,为了敦煌的发展建设,献出了青春,献上了终身,还献上了子孙。


作者:佚名 责任编辑:敦煌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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